那一陣白光並未像前兩次那樣帶來撕裂感。在筒子樓的傳送中，他記得自己的身體被一層一層剝離成光點，骨骼、血管、皮膚、夾克、口袋裡的鉛筆和白紙，全部在同一瞬間被拆解；在金庫的傳送中，他記得那種沿著看不見的管道高速牽引的失重感，視覺和聽覺同時失效，只剩下一片沒有方向的虛無。但這一次不同。這一次的白光不是從外部照射過來的，而是從他自己身體內部向外滲透——像有什麼東西正在他的血管裡緩慢地、均勻地擴散，把原本那具三十多歲的、受過車禍重創又被系統反覆修復的身體，連同那套深灰色西裝和口袋裡的解剖刀，一層一層地溶回最原始的數據顆粒，然後重新排列成另一個人。
那感覺不像傳送，更像一場漫長而悶熱的午睡。不是躺在床上蓋著棉被的那種午睡，而是夏天下午趴在藤椅上、汗水把椅面浸得黏糊糊的那種——你半夢半醒，能聽到窗外蟬鳴和遠處傳來的收音機聲，能感覺到空氣裡的濕度壓在皮膚上像一層薄薄的紗布，但你睜不開眼，也不想睜開，因為夢裡有什麼東西正在被遺忘。他夢到自己站在一棟筒子樓的走廊上，手裡握著一張血紅色的借據，但借據上的字跡正在一行一行地褪去。他夢到自己站在一座巨大的黃金天平前，天平左側是一顆跳動的心臟，右側是空的，但那顆心臟的搏動節奏和他自己的心跳一模一樣。他夢到自己站在一座法庭的中央，利維坦那無數隻眼睛正從法官席上俯視著他，但那些眼睛裡不再有名字烙印，只剩下空白的、等待被填寫的眼眶。然後所有的夢都散了，像被風吹散的灰塵，只剩下一個聲音——不是系統的合成音，不是店長那種優雅的借來語言，而是一個粗啞的、帶著濃重地方口音的男聲，穿透了蟬鳴和收音機的雜音，直接敲在他的耳膜上。
林宴緩緩睜開眼。他發現自己坐在一輛腳踏車的後座上。不是曼哈頓地下金庫裡那種光滑如鏡的電梯地板，不是筒子樓裡那張彈簧鬆弛的單人床墊，而是一塊硬邦邦的、被太陽曬得微微發燙的金屬後座。車是「二八大槓」——鳳凰牌，黑色車架，橫樑上的漆皮已經因為長年摩擦而大片大片地剝落，露出底下鏽跡斑斑的鋼管。車把手上掛著一個紅白相間的尼龍網兜，兜裡裝著一個鋁製便當盒，便當盒的邊角被撞得坑坑窪窪，扣子上別著一雙已經洗得發白的竹筷。
空氣中有一股他很久沒有聞到過的味道。不是數據流那種無機的金屬澀味，不是純白大廳裡那種過於純淨的甜味，不是金庫裡那種被空調和碎紙機攪拌過的金融區灰塵味。這是一種更複雜、更混濁、更接近生活本身的氣味——雨水的腥味從柏油路面的裂縫裡蒸發上來，和廉價煙草的煙霧攪在一起；炸油餅的油煙從街角那家小吃店的排風扇裡噴出來，帶著一股被反覆加熱過多次的棉籽油的焦香；自行車輪胎壓過路面上一小窪積水，濺起來的水花裡混著泥土和狗尾巴草的草籽。這些味道不是一層一層分開的，而是像一鍋熬了太久的湯，所有的材料都煮爛了，爛到分不清哪一味是哪一味。
這是1996年。不是被神明從時間切片裡抽取出來重構的數位副本，不是被數據流和像素點包裹的實驗劇場。這是真正的、活生生的1996年——至少，在他這具新身體的所有感官感知範圍內，它是真的。天空是陰沉沉的鉛灰色，雲層壓得很低，低到幾乎觸及紅磚房頂上那些歪歪扭扭的電視天線。空氣黏稠得像要滴出水來，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喝一杯放了太久的白開水——無味，但有一種溫吞的、令人煩躁的濕潤感。街道兩旁是低矮的紅磚房，牆上刷著褪色的口號，字跡已經模糊到只能勉強辨認出「計劃生育」和「改革開放」幾個字。一排又一排的梧桐樹沿著人行道延伸，樹葉上積了一層灰，被午後的悶熱蒸出一股澀澀的青草味，混在空氣裡像背景噪音一樣無處不在。遠處傳來一陣陣蟬鳴——不是一隻兩隻，是成百上千隻，躲在梧桐樹的樹冠裡，躲在紅磚房的屋簷下，躲在街角那家小吃店的招牌後面，同時發出撕心裂肺的叫聲。那叫聲一波接一波，沒有任何間隙，彷彿要把這悶熱的夏末徹底撕碎，又像是在拼命證明自己還活著。
「阿宴，發什麼呆呢？到現場了。」
前面騎車的人跳了下來。他是從前槓上跨下來的——不是年輕人那種後甩腿的俐落姿勢，而是先單腳撐地、再把另一條腿從橫樑上方慢慢挪過來的笨拙動作，膝蓋在挪動時發出一聲清脆的咔噠。他穿著一套鬆鬆垮垮的舊式警服，橄欖綠的布料已經被洗得發白，袖口磨出了毛邊，腋下和後背各有一圈淺淺的汗漬——不是今天的汗，是長年累月積下來的、洗都洗不掉的陳年印痕。警服的肩章歪了一邊，左邊那顆釦子不是原裝的，是後來用白線重新縫上去的，線頭打得潦草，露出一小截短短的白色尾巴。他的臉被太陽曬成了醬紅色，下巴上佈滿了青灰色的鬍渣，看樣子至少兩三天沒刮過。嘴唇很乾，邊角有點起皮，但他說話的時候嘴角還是向上咧著，露出一排被煙熏得發黃的牙齒。
他叫老張。這個名字不是系統面板告訴他的，不是他從任務提示裡讀到的，而是從他這具新身體的記憶深處像氣泡一樣自動浮上來的——帶著一種他無法控制的、不屬於「林宴」的情感底色。在這份新記憶裡，老張是他的師傅，南城區派出所的刑警，幹了二十年，連個副隊長都沒混上。不是因為能力不行，是因為他不願意學電腦，不願意寫那些格式統一的結案報告，不願意在所長面前點頭哈腰——只願意騎著他那輛破二八大槓，在轄區裡轉悠，和每一個擺攤的老頭老太太都能聊上半天。這份記憶不是被植入的，更像是被人從一疊發黃的卷宗裡翻出來，塞進了他腦子裡，然後告訴他：這個人，你認識了十年。
林宴從腳踏車後座上下來。他的動作比平時慢了大約半拍——不是因為謹慎，而是因為這具身體的關節、肌肉、重心分佈和他自己的身體不完全一樣。他能感覺到自己的手指比之前更細一點，指節上的繭不在右手中指第一節——不是長年握筆磨出來的，而是在右手虎口和食指內側，那裡有幾道淺淺的、被刀柄反覆摩擦留下的痕跡。警校畢業生，剛分到所裡沒兩年，還沒學會寫那些格式統一的結案報告，還在用刀削鉛筆。他的視線下意識地掃向自己的左手腕——腕骨比原來細了一圈，皮膚因為年輕而顯得有些蒼白，隱約可以看見底下青色的靜脈，上面空無一物。
他忍住了。不是忍住了看手腕的動作，而是忍住了那個動作之後緊接而來的恐慌——沒有數字，沒有幽藍色的光，沒有任何一個可以告訴他「你還剩多少時間」的冰冷提醒。他記起了與店長的交易。在這個場景裡，他不再擁有「上帝視角」，沒有推理進度更新，沒有階段性獎勵提示，沒有那條像輔助線一樣在黑暗中牽著他走過筒子樓和金庫的系統面板。他甚至連自己的生命倒數計時都被隱藏了——他不知道自己的DP餘額是多少，不知道從陳列館走進這道白光之後被系統扣除了多少傳送成本，更不知道如果在這個場景裡失敗，自己還剩多少可以被扣除的空間。
他現在唯一擁有的，只有這具年輕了十幾歲、還帶著些許青澀氣息的身體，以及腦子裡那些超越時代的刑偵邏輯——那些在1996年的中國，還不存在的推理工具。DNA分析還在實驗室階段，監控攝像頭還遠未普及，網路犯罪這個詞還沒被發明出來，所有他習慣依賴的現代鑑識手段在這裡都是科幻小說。他有的只是眼睛、耳朵、一雙可以用來觸摸血跡的手指，和一個還不知道這具身體的「師傅」是什麼時候會發現——這個叫「阿宴」的年輕人，好像和昨天不太一樣。
「怎麼，還沒睡醒？」老張把腳踏車的腳架踢下來，從車把手上摘下那個尼龍網兜，把便當盒塞進警服口袋裡，「讓你昨晚別喝那麼多，不信。行了，走，先進去看看。」
林宴抬起頭，順著老張下巴指的方向看去。那是一棟六層樓的紅磚建築，外牆的紅磚已經被歲月和雨水浸成了暗沉的豬肝色。每個樓層的陽台上都晾著五顏六色的衣服，在悶熱的空氣中一動不動，像被釘在空氣裡的旗幟。樓下圍著一圈黃色的封鎖線——那封鎖線不是現代犯罪現場那種印著「POLICE LINE DO NOT CROSS」的標準制式產品，而是用兩根竹竿和幾條普通的尼龍繩臨時拉起來的，繩子上掛著一塊手寫的紙牌，紙牌被雨水打濕過又曬乾，邊角捲起來，上面寫著四個歪歪扭扭的毛筆字：「禁止入內」。
現場已經圍了不少人——穿著背心拖鞋的居民、牽著小孩的老太太、手裡還端著飯碗的中年男人。他們站在封鎖線外，伸長了脖子往樓洞裡張望，說話的聲音壓得很低，但又低不到哪裡去，像一群被驚動的蜜蜂在蜂巢外嗡嗡地盤旋。空氣中那股炸油餅的味道在這裡被另一股更濃烈的氣味壓了下去——不是血，不是腐爛，而是一種更難形容的、像鐵鏽混著濕抹布在密閉空間裡悶了太久的味道。
林宴站在腳踏車旁，讓那股味道灌進他的鼻腔，讓那些圍觀人群的低語灌進他的耳朵，讓自己那雙年輕了十幾歲的眼睛一點一點地掃過現場的每一個角落——封鎖線的位置、陽台上晾著的衣服、樓道口的積水深度、老張警服口袋裡露出一角的便當盒。沒有系統提示告訴他該看哪裡，沒有進度條告訴他推理進度是多少。
他深吸了一口氣，將所有這些——氣味、聲音、光線、溫度、圍觀者臉上的表情、老張嘴角那根還沒點著的煙——全部收入腦中，然後邁開腳步，跟在老張身後，走向那條被黃色尼龍繩和手寫紙牌隔開的、通往未知深處的樓道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