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鐘零點零五DP。」
零號的聲音從對面傳來，像一把被冰水淬過的刀，乾脆利落，沒有任何多餘的溫度。
林宴把視線從手腕上那組散發著微弱紅光的數字上移開。
零點五。
這個數字像一根嵌入腕骨的細針，每一次脈搏跳動都會讓針尖輕輕震顫一下，提醒他這具身體的生命餘額只剩下不到十二個小時。
他把手放下來，指尖壓在矮桌上那張印著「鳥貴族」字樣的塑膠桌布邊緣。桌布上有一小塊被煙灰燙出的焦黑孔洞，孔洞邊緣的塑料捲成了極細的黑色顆粒，摸上去有種粗糙的、像砂紙一樣的觸感。
「你睡了五分鐘。」
零號頭也不抬，繼續用那張已經被擦得起了毛邊的濕紙巾沿著解剖刀的刀身來回擦拭。刀刃上那層幽綠色的螢光已經幾乎完全褪盡了，只剩刀尖位置還有最後一縷極淡的綠光在她每一次擦拭的間隙短暫地明滅，像一隻垂死的螢火蟲。
她擦刀的動作和她在清理工時代每一次任務結束之後做的一模一樣——先清潔刀刃，檢查刀柄防滑紋裡有沒有卡進任何碎屑，最後用指尖沿著刃口輕輕滑過確認鋒利度。
「計時收費不是系統扣的，是這間酒館老闆自己在場景規則裡加的隱性條款。你在睡著的時候已經被扣了一輪，再睡一輪你就該欠債了。」
林宴沒有回答。
他的右眼——那隻還保持著人類瞳孔質感的眼睛——正在以極快的頻率掃過這間狹窄包廂的每一個角落。
米黃色砂壁上掛著幾幅褪色的浮世繪複製品，畫框玻璃上積著一層薄薄的油煙和灰塵混合物，透過那層污垢只能隱約看到畫面裡歌舞伎演員臉上那層厚重的白粉。
頭頂那盞老式空調機以每分鐘大約六十次的頻率發出輕微的嗡鳴，嗡鳴聲中夾雜著一個更細微的、像金屬葉片在轉軸上輕微鬆動之後產生的不規則咔嗒。
包廂的紙拉門半開著，門框邊緣有好幾道被手指反覆推拉留下的暗色磨損，磨損的形狀和位置顯示出大多數人在推門時用的是左手，因為門框左側的磨損比右側深了將近一倍。
「別看了。」
雷岩甕聲甕氣地說，他把手裡那杯半空的清酒放在桌上，杯底的米粒在酒液裡輕輕翻轉了一圈。
「你每回醒過來都要把房間裡所有東西從左到右掃一遍，跟第一次進犯罪現場似的。這裡不是犯罪現場——至少現在還不是。」
「這裡是池袋，二〇一六年，我們是來查連環失蹤案的，不是來看榻榻米上有沒有血跡的。」
他把一份文件從桌上推到林宴面前。文件夾是那種最普通的透明塑料殼，殼面上有好幾道被反覆翻閱留下的細密刮痕，刮痕的走向不一致，說明翻閱這份文件的人不止一個。
塑料殼內側夾著一疊打印紙，紙張的邊角已經起了毛邊，有些頁面上還殘留著被螢光筆劃過的淡黃色標記。
最上面那頁是一張彩色打印的現場照片——一間和他們此刻所處包廂格局極其相似的日式小酒館包廂，矮桌上擺著幾串沒吃完的烤雞肉串，竹籤上殘留的雞皮邊緣已經從金黃變成了暗褐。
桌面上放著一杯喝了一半的清酒，杯壁上凝結的水珠還沒有完全蒸發。座墊上留著一個淺淺的凹陷，凹陷的形狀顯示坐在上面的人起身時的體重分佈偏向左側。
但座墊旁邊的地面上有一灘散發著淡綠色螢光的水漬，和林宴剛才看到的那灘一模一樣——螢光的色調不是幽藍，不是冷綠，而是更接近核輻射污染物在黑暗中被紫外線照射時發出的那種病態的暗綠。
「第一起失蹤案發生在二〇一六年三月。」
雷岩用他那根粗短的食指點在照片下方那行日期上。
「失蹤者叫高橋健一，男，三十四歲，池袋西口一家小酒館的常客。當天晚上十一點二十分左右，他和三個朋友在這間包廂裡喝酒，席間他起身去上廁所。」
「廁所在走廊盡頭，從這間包廂到廁所只有不到十米的距離，中間沒有任何岔路，沒有任何窗戶，只有一條筆直的、兩側牆壁貼滿了白色瓷磚的狹窄走廊。」
「他的三個朋友等了整整二十分鐘沒見他回來，去廁所找，廁所裡空無一人。他們沿著走廊往回走，走廊裡沒有人。」
「他們問了酒館老闆，老闆說他一直在吧檯後面，沒有看到任何人從走廊裡出來。他們調了酒館門口的監控錄像——那台監控是老式的VHS錄像機，鏡頭正對著酒館唯一的大門。」
「錄像顯示高橋健一走進酒館之後就再也沒有出來過。但他人沒了。就這麼憑空蒸發了。」
「密室。」
林宴低聲說。他的手指不自覺地沿著照片上那條走廊的牆壁瓷磚線條輕輕劃過，瓷磚的排列方式是標準的工字形交錯，填縫劑是白色的，在日光燈的照射下沒有任何異常的痕跡。
「不止一個密室。」
零號終於把那張濕紙巾放下了，她把解剖刀收回腰間的刀鞘——那刀鞘是她用從榻榻米邊緣拆下來的草編繩自己編的，外層塗了一層從酒館廚房裡找到的食用蠟，防水防潮。
她把手伸進自己的便裝口袋裡，掏出一個巴掌大的黑色筆記本，翻到某一頁，推到林宴面前。筆記本上的字跡很細很密，用的是極細的黑色簽字筆，每一個字的筆畫都精確到像被尺子量過。
「第二起。二〇一六年五月。失蹤者叫佐藤真由美，女，二十八歲，池袋東口一家卡拉OK的包廂服務生。」
「當天晚上凌晨一點左右，她送完最後一輪飲料之後走進員工休息室換衣服準備下班。休息室是一間沒有窗戶的封閉房間，門鎖是從內側用插銷鎖上的。」
「她的同事在凌晨一點半發現休息室的門從內側鎖著，敲門沒有回應，用備用鑰匙從外面打開之後——插銷還掛在門框上，沒有被破壞的痕跡——休息室裡空無一人。」
「她的工作服疊得整整齊齊放在椅子上，鞋子擺在鞋櫃裡，手機放在充電座上還在充電。但人沒了。休息室沒有第二個出口，沒有通風管道，天花板是整塊的水泥頂板，地板是實心的瓷磚。她就像在鎖著門的房間裡被什麼東西從內部蒸發了一樣。」
「第三起。」
雷岩接過話頭，他把那份文件夾翻到下一頁，頁面上是另一張現場照片——這次不是酒館，不是卡拉OK，而是一間狹窄的膠囊旅館房間。膠囊艙的門是從內側用簾子拉上的，簾子下緣和地板之間只有不到一厘米的縫隙。艙內的被褥疊得整整齊齊，枕頭上還留著一個淺淺的頭部壓痕。
「二〇一六年七月。失蹤者叫田中浩，男，四十一歲，無業。他在這間膠囊旅館住了三天，第三天晚上十二點左右，隔壁艙的住客聽到他的艙裡傳出一聲短促的悶響——像是什麼東西從高處掉在棉被上的聲音。」
「住客沒有在意，翻個身繼續睡了。第二天早上，清潔人員發現田中的艙門簾子還拉著，但艙內空無一人。他的行李——一個舊旅行袋、幾件換洗衣物、一本翻到一半的週刊漫畫——全部完好無損地留在艙內。漫畫還翻在他最後讀到的那一頁，那一頁的右下角被折了一個小角。」
林宴把那三張照片並排擺在矮桌上。高橋健一、佐藤真由美、田中浩。三個完全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齡、不同的職業、不同的生活圈子，沒有任何明顯的社交交集。
三起失蹤案發生在不同的地點——酒館、卡拉OK、膠囊旅館。但它們有三個完全相同的特徵：密室環境，沒有任何破壞痕跡的現場，以及——他用手指點在每張照片上那灘散發著暗綠色螢光的水漬上——那一灘來歷不明的、散發著核輻射特徵波長的綠色液體殘留。
「警方當時沒有把這三起案件串聯起來。」
他說。這句話不是疑問，是陳述。
他的右眼還在掃視照片上的細節，但那顆純黑的機械義眼——那顆被神明用金色代碼灌注之後重新生長出來的、沒有任何情感色溫的義眼——正在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處理同一組信息。
它不讀取顏色，不分析構圖，不評估照片的拍攝角度和光源方向。它讀取的是隱藏在照片像素深處的、肉眼無法察覺的數據殘留——那些綠色水漬在照片上呈現出的螢光光譜不是任何一種自然界存在的發光現象。
它對應的波長和零號那把解剖刀在解剖室裡被核輻射粒子撞擊時激發出的二次輻射波長完全一致。
「警方沒有串聯，是因為這三起案件發生在不同的轄區，由不同的警察署負責，案件卷宗從來沒有被放在同一張桌子上比對過。但有一個人注意到了——」
雷岩從文件夾最底層抽出一張名片，名片上印著東京警視廳搜查一課的標誌，以及一個名字：松本誠。名片邊角有一道極淡的咖啡漬，印在名字最後一個字的右下角。
「這個刑警在調查第三起失蹤案時，偶然看到了第一起案件的現場照片——他的一個後輩正好從池袋西口署調到警視廳，隨手把那張照片夾在了一份交接文件裡。」
「松本注意到照片上那灘綠色水漬和第三起案件膠囊艙裡的水漬一模一樣，開始往回追查，把三起案件並案。但他沒能破案。不是因為線索不夠，而是因為——」
雷岩頓了一下，用拇指和食指捏起那張名片，翻到背面。
名片背面用圓珠筆歪歪扭扭地寫著一行字，筆跡潦草到幾乎無法辨認，每一個字的起筆和收筆都有明顯的手部顫抖痕跡：「它在看著我。不要查了。」
「松本誠在寫下這行字之後的第三天失蹤了。」
零號接過名片，用她那雙沒有什麼多餘情緒的眼睛看著上面那行潦草的筆跡。
「失蹤地點是他自己的公寓。密室。門鎖完好，窗戶鎖著，他的警服掛在衣架上，配槍還在槍盒裡。地面上有一灘綠色水漬。他是第四個。」
包廂裡忽然變得很安靜。
不是之前那種被空調機嗡鳴和遠處廚房傳來的油炸聲填充的背景噪音式安靜，而是更深的、像有什麼東西正在從那灘還沒有被擦乾淨的綠色水漬裡往外滲透的寂靜。
頭頂那盞日光燈管在這一刻短暫地暗了一下，然後重新亮起，鎮流器發出一聲極輕的、像飛蛾撞擊燈罩的噗響。
林宴把那三張照片重新疊在一起，放回文件夾裡。
他的動作很慢，每一張照片的邊角都對齊得整整齊齊，和他在筒子樓裡把那張血紅色借據折疊好放進夾克暗袋時一模一樣——只是他自己不記得了。
他只知道自己的手指在觸碰到這些照片時會本能地沿著照片的邊緣輕輕壓平，像一個習慣了整理檔案的人在下意識地保持證物的完整。
「走吧。」
他把文件夾合上，從座墊上站起身。他的膝蓋在起身時發出極輕的關節脆響，那聲音讓他想起了什麼——想起了另一個人在另一間狹窄的房間裡起身時膝蓋也發出過同樣的響聲，但那個人是誰，他想不起來。
那條記憶被神明從他大腦裡拔除了，只留下一個還在輕微發炎的凹槽。
「先去第一起案件的現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