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物医院开在宁港老城区一条种满梧桐树的街上。门面不大，蓝色招牌上写着“康瑞宠物诊所”，字体是圆滚滚的卡通风格。玻璃门上贴着一只金毛犬的微笑大头照，旁边写着“体检八折”。宋砚推开玻璃门，门上的风铃叮当响了一声。
前台是个圆脸姑娘，正对着一只航空箱里的虎斑猫轻声细语地说话。猫不理她。她抬起头看见宋砚，职业性地笑了一下。
“先生，预约了吗？”
宋砚亮出证件。“找孙胜。孙医生。”
圆脸姑娘的笑容僵了一瞬，然后朝走廊尽头的手术室看了一眼。“孙医生在手术。大概还要二十分钟。”
“我们等。”
三人在候诊区的塑料椅上坐下。墙上贴着各种宠物疫苗的宣传海报，一只柯基犬的屁股占据了半面墙。纪寻从包里摸出手机刷了两下，忽然凑近宋砚。
“宋队。你让我查的孙胜离职档案。他在公安局干了四年，头三年考核全是优秀。第四年忽然辞职。”她把手机转过来，屏幕上是内部系统的截图，“辞职报告上写的理由是‘个人职业规划调整’。但他离职前最后一个月，请了三次病假。病历上写的是——”
她停顿了一下。
“焦虑症。中度。”
宋砚还没来得及接话，走廊尽头的手术室门开了。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走出来，绿色手术服，口罩拉到下巴，露出一张疲惫的圆脸。他看见候诊区坐着的三个人，脚步骤然停住了。沈渡站起来，举起证件。
“孙医生，聊聊。”
孙胜把他们带进走廊尽头一间狭小的办公室。房间里堆满了宠物食品样品和医疗器械箱子，桌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孙胜和一只柴犬的合影。他把手术服脱下来搭在椅背上，坐在桌子后面，两只手交握在膝盖上。
“你们想问什么？”
“老方。”宋砚说。
孙胜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收紧了。“老方死了五年了。”
“我知道。你在局里的时候，跟周予搭档了三年。”
“对。”
“周予是个什么样的人？”
孙胜没有马上回答。他把眼镜摘下来，用手术服的衣角慢慢擦拭，擦了很久。然后他把眼镜戴回去，看着宋砚。
“你是新来的副支队长？”
“是。”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孙胜把后背靠进椅子里，“你见过周予没有？”
“见过。”
“那你应该知道。”孙胜的语气忽然变了，不再是刚才那种疲惫的平静，而是多了一层说不清是恐惧还是敬畏的东西，“他是最好的法医。最好的。我跟他学了三年，没见过他犯任何错误。一次都没有。”
宋砚的后脑微微跳了一下。不是刺痛，是一种极轻微的、像是远处有人用手指轻轻叩了一下门的感觉。他没有打断孙胜。
“但是——”纪寻开了口。
“但是，”孙胜接住她的话，“你在他身边待久了，会觉得不对劲。不是技术上的不对劲。是他这个人。他从来不累。连续出现场二十个小时，所有人瘫在椅子上骂娘，他站在解剖台前切组织样本，手是稳的。不是那种‘咬牙坚持’的稳——是真的不累。”
“你觉得这不正常。”宋砚说。
“我不知道。”孙胜说，“我只是觉得一个人工作了二十个小时之后，应该有一点人是人、不是机器的样子。他没有。”他把手从膝盖上移开，交叉在胸前，“而且他从来不跟我们聊私事。三年，我没听他提过一次他爸妈、他朋友、他周末去哪儿。我连他家住哪儿都不知道，直到他离职那天请我们吃饭，我才知道他家在宁港老城区——我在宁港活了三十年，那条街我从没进去过。”
“你离职，跟他有关吗？”
孙胜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阳光从梧桐树叶间漏下来，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斑。一只猫在外面喵了一声。
“老方死之前，找过我。”他说。
宋砚坐直了身体。
“老方问了我一些很奇怪的问题。问周予每次出现场带不带自己的工具包。问我有没有见过周予的笔记本。问周予有没有在解剖时说过跟鉴定结论不一致的话。我答不上来。我跟着周予做了三年的解剖，每次站在他旁边，我以为我在看他在学他。但其实我什么都没看见。老方问的那些问题，我一个都答不上来。”
他停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声短促的笑，是那种回忆起来觉得自己蠢透了才会发出的笑。然后他收了笑，直视着宋砚的眼睛。
“后来老方死了。所有人都说是意外。我信了。我告诉自己，老方查了太久太累，在冷库里滑倒撞到了头。我信了一年。一年后我在整理旧档案的时候发现一份解剖记录，是周予在老方死前两个月做的一起案件。那起案子的鉴定结论是‘意外失足坠楼’。我仔细看了尸检照片，死者颈部有明显的勒痕。那种勒痕不是摔的，是有人用手掐的。我把照片拿给同事看，同事说周予报告上写了那道痕迹是死者在坠楼过程中被晾衣绳刮擦造成的。”
“晾衣绳。”沈渡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
“对。晾衣绳。能把人的颈部勒出一道完整的、平行于甲状软骨的手印状淤痕的晾衣绳。”孙胜说，“从那天起我知道老方为什么死了。不是意外，是查到了不该查的东西。我失眠了三个月。最后交了辞职信。”
宋砚看着孙胜。孙胜的脸上没有愤怒，没有正义感，只有一种被恐惧浸泡了很久之后沉淀下来的疲惫。他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普通人，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选择了逃跑。
“你离职后，周予找过你吗？”
“没有。一次都没有。”孙胜说，“他从来不会主动联系人。”
宋砚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
“如果你想起什么，或者需要什么，打这个电话。”
孙胜没有拿名片。他盯着那张白色的卡片，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宋砚走到门口时，孙胜忽然开口。
“宋队长。有句话——老方当年跟我说过。他说周予不是坏人。他只是不在乎。不在乎别人死，也不在乎自己活。这种人最难抓。”
“为什么？”
孙胜抬起眼睛看着宋砚。“因为抓一个不在乎后果的人，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步会往哪里走。他没有底线，所以他的棋没有规则。你跟他下的不是同一盘棋。”
宋砚拉开门。风铃响了一声，清脆，短暂，然后被门关上的声音切断了。
宋砚回到办公室时，看到周予正坐在办公桌前翻那份被退回去的报告，手指轻轻翻过最后一页，然后把报告合上。
“宋队。”他站起来，语气温和得像在聊天气，“这份报告你看完了吗？”
“看完了。”
“有什么需要我补充的吗？”
宋砚走到自己办公桌前坐下。“有。老方的案子需要重新验尸。”
周予的手停在半空中，端着一杯刚倒的水。他把水杯放回桌上，没有喝。“开棺？”
“对。”
“理由？”
“你五年前那份鉴定，和你在补充记录里写的疑点对不上。”
周予看着宋砚。宋砚也看着周予。两个人隔着一张堆满卷宗的办公桌对视。日光灯在头顶嗡嗡地响，窗外的梧桐树被风刮得沙沙作响。
“宋队，你知道开棺验尸意味着什么吗？”周予说，声音压低了半度，“意味着推翻五年前的结论。意味着公开承认我们当年做错了。”
“你怕做错？”
周予没有立刻回答。他把白大褂的袖口往上捋了一截，露出手腕。那个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件需要精确控制力道的事。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宋砚，忽然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和第一天见面时一模一样——嘴角弧度刚好，眼睛微微眯起，透出一种恰到好处的友善。
“好。”他说。“我帮你做。”
宋砚的后脑没有刺痛。这句话不是谎话。周予是真的愿意重新验尸。
他把报告递还给周予。“开棺时间我让沈渡安排。你准备一下。”
周予接过报告夹在腋下。他走到门口时忽然停住，没有回头。
“宋队。你刚才问我怕不怕做错。我怕的不是做错——是做出一个所有人都接受不了的结论。”
他拉开门，走了出去。白大褂的下摆在门缝里一闪而过，然后门合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