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的实验室在法医科走廊尽头，门常年关着。
宋砚来这里找过他三次。第一次是报到那天，周予在办公室里给他递了咖啡。第二次是老方尸体被发现的那天凌晨，周予蹲在冷库地上，手套的橡胶边缘弹在手腕上，啪的一声响。第三次是现在。他站在门口，抬手敲了三下。
“进来。”
推开门，一股冷的消毒水气味扑面而来。不是医院那种混着病号饭和汗味的消毒水味，是更纯粹的——手术室级别的，冷到让人觉得这屋子里没有活物。实验室比宋砚想象的大。一排不锈钢解剖台擦得能照见人影，试剂瓶按色谱排列在架子上，标签朝外，角度统一。最里面那面墙上挂着一块白板，上面用马克笔画着几张人体解剖图，标注密密麻麻但条理分明。
周予正站在最里面的解剖台前，背对着门，手里握着一把解剖刀。刀锋在不锈钢台面上反射出一道细长的冷光。他转过身，看见宋砚，没有惊讶。
“宋队。”他把解剖刀放下，拿起旁边的毛巾擦了擦手，“稀客。”
“路过，顺便看看。”
“看什么？”
“你的实验室。”宋砚走进去，沿着那排解剖台慢慢往里走，“来了快一周了，还没进来过。”
“欢迎。”周予把毛巾搭在架子上，靠在工作台边缘，双手交叠在胸前。他没穿白大褂，只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薄毛衣，袖口挽到手肘。宋砚第一次看见他的小臂——肌肉线条清晰，血管微微凸起，是一双常年用手术刀的手。
宋砚从解剖台旁边走过，目光扫过台面上摆放整齐的器械。手术刀、止血钳、骨锯、开颅钻——每一件都擦得锃亮，按使用顺序排列。他想起孙胜说的话：他从来不累，他的手永远稳定。
“你这个实验室比我想的大。”
“法医科就我一个主任法医，空间多出来也是浪费。”周予说，“我申请把隔壁的储藏室打通了，多放了两台设备。”
“什么设备？”
周予走到左边那台仪器前，拍了拍它的金属外壳。“气相色谱仪。做毒理分析用的。省厅法医中心有一台同款，但宁港市局只有这一台。我自己打报告申请经费买的。”他的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不是炫耀，是那种手艺人介绍自己工具时的自然流露。
宋砚站在他旁边，看着那台仪器上的显示屏。屏幕上跳动着绿色的波形，正在运行某种分析程序。
“正在做什么？”
“老方的毒理样本。”周予说，“我在重新检验他的胃内容物。五年前那份报告只检了酒精浓度，我想看看有没有遗漏其他东西。”他偏过头看着宋砚，“你想看？”
“想。”
周予走到操作台前，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敲击了几下，调出一组数据。“这是五年前的老样本数据。酒精浓度0.03%，达不到醉酒标准，但足以让一个不喝酒的人感到头晕。”他敲了另一个键，屏幕上弹出另一组数据，“这是昨晚新做的分析。我在样本里检出了微量的阿托品。”
“阿托品？”
“一种生物碱。来源于颠茄、曼陀罗这类植物的提取物。小剂量可以当药用，大剂量会导致瞳孔放大、心率加快、肌肉无力——严重的话，呼吸肌麻痹致死。”周予把两组数据并排显示在屏幕上，“五年前我没检这个。不是漏了，是当时的标准毒理筛查不包含阿托品。”
“也就是说，”宋砚慢慢地说，“老方死之前被人下了药。”
“对。”周予转过身面对他，把毛巾从架子上拿下来又擦了擦手，“下药的人应该很懂药理。阿托品中毒的症状很容易和酒后失足混淆——头晕、走路不稳、肌肉无力。老方当天确实没喝酒，但他胃里的酒精浓度是0.03%。有人给他灌了酒，然后给他下了阿托品。这个人是行家。”
“行家。”宋砚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对。”周予把手擦干净，将毛巾叠成整齐的方块放在台面上，“阿托品是处方药。一般人搞不到。搞得到的人，也未必知道用多少剂量能让人晕而不死。既要让他失去反抗能力，又不能让他直接死在当场——因为死在当场太明显。”
宋砚盯着屏幕上那行数据。后脑不疼。周予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数据真实，逻辑真实，结论真实。一个连环杀手，在帮他用最精确的方式分析另一起谋杀案。这本身比任何证据都更让人后背发凉。
“你怀疑谁？”
周予靠在操作台边，拿起解剖刀在手指间转了一下。刀锋在他指尖转了一圈，又稳稳地停住了。“老方死的那天，冷库里只有三个人。老方，我，还有一个叫丁茂的现场勘查员。如果你觉得我不是凶手——那就是丁茂。”他把解剖刀放回台面上，刀刃朝内，摆放的角度和原来一模一样。
“丁茂三年前调走了。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不知道。”周予从白板上拿起马克笔，写下一个地址递给宋砚，“但我记得他的地址。他调走之前住在宁港老城区。这栋楼是他丈母娘家的房子，人不在了，丈母娘可能还在。”
宋砚接过便签。周予的字迹和白板上一样——工整、均匀、一笔一划都不乱。
“你为什么记得这个地址？”
“因为我记性好。”周予说，“所有人的档案我看过一遍就不会忘。你的档案也是。”
“我的档案里有什么？”
“宋砚，三十岁，省厅刑侦总队空降。入警七年，破案率百分之九十七。亲手抓过三个连环杀手。单身，无子女，父母已故。”周予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天气预报，然后他忽然笑了，“你是个很难对付的人，宋队。”
后脑不疼。这句话是实话。
“你是怎么看我的？”宋砚问。
周予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窗前，把百叶窗的叶片拨开一条缝往外看。外面是宁港市灰蒙蒙的天空，远处海面上有一艘货轮正在缓缓驶出港口。
“我觉得你很孤独。”他把百叶窗合上，转身看着宋砚，“你和我一样，没有家，没有朋友，没有除了工作以外的任何生活。你来了宁港一周，每天都在加班。食堂的人说没见你去吃过一顿饭——除了那天早上我请你那次。”他走回到解剖台前，“我说我们俩很像，你不高兴。但这是事实。”
宋砚沉默了一瞬。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因为周予说对了。他在宁港没有朋友，没有社交，每天从办公室到宿舍两点一线。他全部的生活就是查这个案子。和此刻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一样。
“你相信人能犯下完美的罪吗？”周予忽然问。
这个问题和冷库、老方、阿托品没有任何关联，但他的语气不像是在转移话题，更像是终于问出了那个藏在所有话题背后的问题。宋砚看着他。
“你信吗？”
“我信不信不重要。”周予把解剖刀放回架子上，刀柄朝外，“重要的是——如果真的有完美的罪，那它一定不是犯罪的人太聪明。是查案的人不够认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在陈述一个经过反复验证的公式。
宋砚的后脑没有刺痛。这句话是真的。周予是真的相信，完美的罪之所以完美，是因为查案的人不够认真。他等了九年，等一个足够认真的人。
宋砚把那页便签折好放进兜里。
“谢谢你的地址。”
“不客气。”周予重新戴上手套，“宋队，有进展随时找我。这案子，我比你有经验。”
宋砚走到实验室门口时停了一下。他回头看了一眼周予——那个人已经重新站在解剖台前，拿起了解剖刀。刀锋在不锈钢台面上轻轻一划，发出一声细微的金属摩擦声。日光灯把他的影子投在身后的白板上，正好遮住了心脏的位置。
“周予。”
“嗯？”周予抬起头，解剖刀悬在半空中。
“你说我们很像。也许你是对的。”他拉开门，“但我来宁港不是为了证明这个。”
门在身后合上了。走廊里很安静，日光灯管一根一根亮着，把他的影子投在磨得发亮的水磨石地面上。他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便签，周予的笔迹在灯光下清晰而工整。
他走出办公楼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海风从码头方向吹过来，带着咸腥味和远处渔船发动机的突突声。他把便签揣进兜里，发动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