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宋砚在办公室里翻完了江晚棠留下的全部档案。六座城市，二十七桩命案，每一桩的卷宗都薄得可怜——不是因为证据少，而是因为每一桩都在立案之后不久就被定性为“意外”或“自杀”，草草结案。六个法医签了字，六种不同的笔迹，同一种手法。他合上最后一本卷宗的时候，窗外已经彻底黑了。走廊里安静下来，只余下日光灯管的电流声和远处电梯偶尔的升降响动。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决定去四楼倒杯水——三楼茶水间的饮水机坏了两天，还没修。
走廊里亮着灯，但法医科的门缝里透出的光更亮。他路过时脚步顿了一下。门虚掩着，里面传出轻微的金属碰撞声——不是解剖器械的声音，是更轻的、更细碎的，像钥匙转动的声响。他抬手敲了敲门。
“进来。”
周予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一本翻开的笔记本。他没有穿白大褂，只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薄毛衣，袖口挽到手肘。桌上放着一杯咖啡，已经凉了，杯口内侧凝了一圈褐色的咖啡渍。看见宋砚进来，他把笔记本合上，靠回椅背。
“宋队。这么晚还没走？”
“来倒水。三楼饮水机坏了。”
“四楼茶水间在走廊那头。”周予指了指方向，但没有赶他的意思。他把桌上那杯凉咖啡推到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只干净的纸杯，起身去茶水间倒了杯热水递过来。“将就喝。”
宋砚接过纸杯，在周予对面坐下。水很烫，纸杯壁烫得他指尖微微发红。他吹了吹水面，没有喝。周予也没说话，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手指无意识地翻着笔记本的页角——不是紧张，是那种手里习惯有个东西在转的人发呆时的动作。日光灯照在他脸上，把他的五官轮廓照得很清晰。三十五岁的人，皮肤没什么皱纹，只有眼角有两条极细的纹路，笑起来的时候会微微加深。
“宋队，”周予忽然开口，“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俩特别像？”
后脑不疼。
宋砚端着纸杯的手没有动。他看着周予的眼睛，那双眼睛在日光灯下是深棕色的，像两片没有波澜的死水。“哪里像？”
周予把笔记本合上放到一边，双手交叠在膝盖上。那个姿势像极了一个准备和学生长谈的导师。“都喜欢把事情弄清楚。都不太信别人给的标准答案。都是那种——盯上一件事就不会放手的人。”他说话的时候语速很慢，像是在每个字出口之前都掂量过一遍，“这种性格很累。你应该知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
周予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和第一天见面时一模一样——嘴角弧度刚好，眼睛微微眯起。但这次里面多了一层宋砚没见过的疲惫。“没什么。就是觉得你挺不容易的。一个人来宁港，一个人住，没带家眷，没带朋友。来了不到两周就开始翻旧案，从早翻到晚，从冷库翻到档案室。一般人不会这么干。除非——”他把目光转向宋砚，“你有非翻不可的理由。”
“我是刑侦副支队长，”宋砚说，“翻旧案是我的职责。”
“职责。”周予把这个词在嘴里咀嚼了一下，像是在品一个不太熟悉的调味，“我见过很多把破案当职责的人。老方是其中一个。但你和老方不一样。老方查案是因为他觉得对死者有亏欠。你没有亏欠——那些死者你一个都不认识。但你比老方还拼命。”
“你想说我也有系统？”
话一出口宋砚就后悔了。但周予的反应出乎他的意料。他没有惊讶，没有警觉，只是微微歪了一下头，像是在重新打量一个已经打量过很多遍的东西。“系统是个好东西，”他说，“但不是每个人都有。”
后脑不疼。这句话是真的。
周予端起自己的凉咖啡喝了一口。咖啡在他嘴里含了一会儿才咽下去。他看着杯子里残留的褐色液体，忽然把杯子放在桌上。“宋队。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做的所有选择、走的每一步，都不是你自己决定的，你会怎么办？”
“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周予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百叶窗的叶片拨开一条缝往外看。夜色里，宁港市的灯火在远处明明灭灭，海面上有一艘船的导航灯在缓缓移动。“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掌控。后来发现不是。掌控你的是比你更大的东西——系统、命运、别人的野心，随便你怎么叫。你觉得你在做选择，其实你只是选了那个早就被设计好的答案。”
他转过身看着宋砚。
“但你比我强。”
后脑不疼。
“哪里？”宋砚问。
“你还在选。”周予靠窗站着，手臂交叉在胸前，“我早就选完了。”
宋砚端着纸杯站起来。纸杯里的水已经凉了，水面平静，映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周予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他是真的觉得他们像，是真的觉得宋砚比他强，是真的觉得自己早就选完了。但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没有自怜，也没有求助。只是陈述。像一个病人对自己的主治医生描述症状，说完之后安静地等待诊断结果。宋砚是警察，不是医生。但他此刻忽然意识到周予从来没有把他当成警察——周予把他当成对局里唯一一个能和自己在同一维度对话的人。而周予等了九年，终于等到了这个人。
“周予，”他把纸杯放在桌上，“我问你一个问题。”
“问。”
“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如果所有的选择都不是你自己决定的，你会怎么办。你找到答案了吗？”
周予没有回答。他把百叶窗合上，走回办公桌前，拿起那本合着的笔记本放进抽屉里锁好。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宋砚。
“找到了。”他说，“不在乎。”
后脑不疼。
宋砚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周予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宋队，晚安。”
宋砚没有回头。他拉开门，走廊里的光涌进来。日光灯管一根一根亮着，把整条走廊照得惨白。他往走廊那头的茶水间走去，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低头看自己的手——空的。他忘了倒水。
他站在走廊中间，四周是死寂的白墙和嗡嗡的电流声。脑子里反复回放着周予刚才那句话。“不在乎。”不是愤怒，不是绝望，不是疯狂。是比所有这些都更难对付的东西——一个不再把自己当人的人，不会按人的逻辑出牌。你可以和愤怒谈判，可以和绝望共情，可以和疯狂周旋。但你不能和一个不在乎的人下棋——因为他不在乎输赢，只在乎这盘棋还能下多久。
宋砚走回办公室时，沈渡正坐在他门口的椅子上等他，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江晚棠让我把这个给你。”他从兜里掏出一个U盘放在宋砚手里，“她说这是丁茂在外省的联系方式，还有那六个法医最近三个月的通话记录分析——他们互相之间不打电话，但每个人都和一个共同的号码有过联系。那个号码是宁港的。”
“谁的？”
“空号。三年前注销的。”沈渡站起来，“但注销之前，户主是孙胜——就是周予当年的那个助手。”
宋砚握着U盘站在原地。沈渡走出几步，回头看他。“你怎么了？”
“没事。”宋砚推开办公室的门，“把纪寻叫醒。让她查这个空号的基站轨迹——注销之前的全部记录。”
“现在？”
“现在。”
沈渡骂了一声，转身走了。宋砚关上门，在椅子上坐下，把U盘插进电脑。屏幕亮起来，蓝光映在他的瞳孔里。他没有看那些数据，他的脑子里还在响着周予那句话——“不在乎。”但他在乎。他在乎江晚棠的姐姐在失踪前最后走进的那家便利店，在乎老方在冷库地板上用最后一点意识刻在纪念章背面的四十七，在乎沈渡怀里那三十七份命案报告法医鉴定栏上一个一个签上去的同一个名字。他在乎。这就是他和周予最不一样的地方。
他拔掉U盘，给纪寻发了一条消息——“明早之前，我要那个空号的全部基站数据。”然后他关了电脑。屏幕上最后的蓝光暗下去，映出他自己模糊的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