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砚从负一层上来时，江晚棠还站在走廊里。
她靠在墙上，风衣没脱，领子竖着，手机握在手里。屏幕上还是那份六人名单，备注栏里那行字被她的拇指遮住了大半，只露出“系统编号”四个字。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一半，她的侧脸在另一半昏黄的光里显得轮廓格外分明——不是瘦，是骨相本来就生得锋利，熬了这些天后越发像一把开了刃的刀。
“周予在审讯室里交代了。”宋砚走到她旁边，从自动贩卖机里买了两罐咖啡，递了一罐给她，“你姐的案子。他说了全部细节。”
江晚棠接过咖啡，没开。她的手指扣在易拉罐的拉环上，指节微微泛白，但声音很稳。“什么时候说的？”
“刚才。不在审讯笔录里——正式讯问开始之前，他主动提的。他说笔录只记他供述的十七起案件，但你姐的案子不在那十七起里。他单独交代，不是作为口供——是作为他个人给你的交代。”宋砚拉开自己那罐咖啡喝了一口，凉的，苦的，和负一层审讯室里那股隔音棉的霉味混在一起，从喉咙一直漫到胃里，“他说他不需要你原谅。他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
江晚棠沉默了一会儿。她低头看着手里的咖啡罐，拇指在拉环上来回拨了两下，然后拉开，喝了一口。喝完之后她把罐子搁在窗台上，从风衣口袋里掏出那部旧手机——翻盖的，外壳磨得掉漆，按键上的数字都快磨平了。她翻开屏幕，调出一条通话记录给宋砚看。通话记录的最上面一条，时间停留在十年前的一个晚上。来电人：姐。通话时长：未接通。
“她失踪那天晚上给我打过电话。我没接到。那时候我在警校，手机调了静音。”她把手机合上放回口袋，声音还是和刚才一样平稳，但语速慢了半拍，像是在等嘴里的话沉淀好了才放出来，“我后来想，如果那天晚上我接了那个电话，结果会不会不一样。想了十年。现在我知道答案了——不会。她那天晚上在码头，被人带上了一辆深色轿车。开车的人叫周予。那年他二十五岁，刚被7号系统绑定不久。他在审讯室里告诉你，他用系统选了我姐——因为她在失踪人口数据库里没有任何预警标记，是完美的猎物。我接不接那个电话，她都会在那个时间走到那个码头。我能改变的事情在那一刻已经结束了。”
宋砚靠在窗台上，没有接话。窗外的海风从码头方向灌进来，把走廊尽头那盆快枯死的绿萝吹得叶子沙沙响。他知道江晚棠不需要安慰，她花了十年时间从“想如果”走到“知道答案”，现在她需要的不是同情，是把这十年最后一块拼图按下去。
“周予还说了什么？”
“他说她最后一段路没有受苦。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看着他的眼睛——没有躲闪，没有犹豫。他说他用了最少痛苦的方式。”宋砚停顿了一下，“他问我能不能把这个细节转告给你。我说可以。”
江晚棠把咖啡罐放在窗台上，双手插进风衣口袋。她的手指在口袋里攥紧又松开，攥紧又松开，反复了好几次。然后她把手抽出来，拿起那罐已经凉透的咖啡一口喝干，把空罐子扔进走廊尽头的垃圾桶。铝罐砸在铁皮桶里，发出哐当一声脆响。
“法医科新主任今天上午到了。省厅从洛安调来的，姓陈。”她说，“他把周予留下的所有DNA样本重新做了比对。包括我姐的。他让我下午去拿报告。”
“你要我陪你去吗？”
“不用。”江晚棠说，“这事我自己去。”
法医科在四楼走廊尽头。江晚棠上了楼梯，一层一层往上走。每层走廊里都有人在忙——二楼的刑警正在搬周予留下的旧卷宗，用纸箱一箱一箱往档案室运；三楼的技术科在拆周予的电脑硬盘，准备交给省厅做深度数据恢复；四楼最安静，法医科的门虚掩着，里面透出日光灯的冷光。
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这扇门她之前来过很多次。第一次来宁港报到时，她推开这扇门，看见周予站在解剖台前，回头对她微笑。那个笑容礼貌而专业，和宋砚描述的一模一样。第二次来是周予被捕之后，她带技术科的人来搜查第四个抽屉——抽屉里已经空了，十七张照片被宋砚装进了证物袋，只剩下一个牛皮纸信封和一叠空白档案袋。第三次是今天。
她推开门。
新来的陈主任站在操作台前，背对着门，正在翻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比对报告。他听见脚步声转过头，手里还捏着报告的一角。四十出头，戴一副无框眼镜，头发剪得很短，白大褂穿得整整齐齐。
“江队。”他把报告递过去，“江晚宁的DNA比对结果。我亲自做的。样本是你上周从省厅带来的——你姐失踪前留在梳子上的头发。比对对象是十年前在渔业码头防波堤下发现的那具无名女尸的骨骼样本。周予的原始鉴定报告写的是‘身份不明’，归档后再也没有人碰过。”
江晚棠接过报告翻开。第一页是两份DNA图谱的对比图，密密麻麻的基因位点标注。第二页是结论栏，陈主任的字迹工整而清晰——“经STR分型检测，两份样本在39个基因位点上完全吻合。综合似然比计算，确认死者为失踪人员江晚宁。”
她把报告翻到第三页。第三页是法医鉴定栏。签名栏里曾经签着周予的名字，被一根黑线划掉了，下面重新签了一行字——“陈启明，宁港市公安局法医科主任。”旁边盖了一个鲜红的公章。
她站在操作台前，低头看着那个公章看了很久。法医科里很安静，只余下气相色谱仪散热风扇的嗡鸣。窗外海风吹得百叶窗叶片轻轻晃动，光影在地面上来回移动。陈主任没有打扰她，转身继续整理周予留下的器械柜，把那些按顺序排列的手术刀、止血钳、骨锯一件一件取出来，准备消毒后重新入库。
“陈主任。”江晚棠忽然开口。
“嗯？”
“周予留下的那些尸检报告——原始档案还在吗？”
“在。都在档案柜里。十七份，从第一份到最后一份。每一份的鉴定结论都是‘意外’。每一份的签名都是他本人的笔迹。”陈主任把一把止血钳放在消毒盘里，转过身来，“江队，我做了一辈子法医，见过很多人签错字、漏检、误判。但我没见过一个人把错误的鉴定报告写得这么完美——没有涂改，没有犹豫，没有一丝破绽。每一份都像是用尺子量过。”
“他不是没有犹豫。”江晚棠把报告合上，“他把犹豫藏在了你们找不到的地方。”
她拿着报告走出法医科。走廊里声控灯亮了一盏，照得水磨石地面泛着湿漉漉的反光。她下楼，穿过大厅，走出办公楼大门。海风迎面扑来，带着咸腥味和远处渔船发动机的突突声。她站在台阶上没有立刻走，低头看着手里那份报告。封面上印着“宁港市公安局法医科DNA鉴定报告”，下面是她姐的名字。这个名字在法律意义上失踪了十年，现在被一份鉴定报告正式确认——她死了。
宋砚在窗台上看见江晚棠站在楼下。她站了很久，久到几辆警车从她身边驶过、几个值完班的警员从她身边走过和她打招呼、她都只是点了点头。然后她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宋砚不知道她打给谁，但他看见她说话的时候嘴唇在动，语速不快，一字一句很清楚。电话挂断后她把报告折好放进风衣内袋，抬起头朝他办公室的窗户看了一眼，点了一下头。那一下点头很轻，但在午后的阳光下，隔着三层楼的玻璃，宋砚看得清清楚楚。
他转身回到桌前。手机震了——江晚棠的短信，只有一句话：“我姐的案子，我要亲手写结案报告。”
他回了一个字：“好。”
江晚棠回到宿舍，把那份DNA鉴定报告从风衣内袋里抽出来放在桌上展平。她拉开抽屉，拿出一份空白的结案报告表格——这是省厅统一印制的格式表格，A4大小，表头是“失踪人员结案报告”，下面列着失踪人员基本信息、案件调查经过、结论、经办人签名栏。她拿起笔，在第一栏里写上“江晚宁，女，二十二岁”。写到“结案结论”那一栏时停住了。她放下笔，走到窗前看着灰蒙蒙的海面，又走回来坐在椅子上，从抽屉深处拿出那个旧铁盒——老方五年前留在办公室铁皮柜里的，她几天前刚从遗物中取回。她打开铁盒，把那张礁石上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表格旁边。照片上她姐回头笑，碎发被海风吹起来，阳光照在脸上。她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拿起笔在“结案结论”栏里一笔一画地写——“经查，系被犯罪嫌疑人周予杀害。案件已破。”
她把表格翻到最后一页，在“经办人签名”栏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江晚棠。签完之后她把笔放下，把照片放回铁盒里，把结案报告端端正正地放在桌上。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海风灌进来，把桌上的表格吹得页角哗哗翻动，她伸手按住。远处渔业码头的老冷库正在被拆除，挖掘机的液压锤一下一下砸在混凝土外墙上，声音闷闷地传过来。那扇铁门已经拆掉了，从窗户能看到冷库里面的墙壁——白的，灰的，被氨气腐蚀得斑驳。
有人在敲门。她把窗户关上，把结案报告放回抽屉里，转身去开门。陈主任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张纸，是周予签字的那份原始尸检报告的复印件。他推了推眼镜：“江队，我在整理周予的档案时发现了这个——夹在他办公桌最底层抽屉的缝隙里。不是照片，是一封信。收件人写着你的名字，没封口。”
江晚棠接过信。信封是法医科统一制式的牛皮纸档案袋材料，用裁纸刀裁成信封大小。封面上周予的字迹和他在所有尸检报告上签的名字一模一样——工整、均匀、一笔一划都不乱。她撕开封口，抽出信纸。信很短，只有几行字。她看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
“写了什么？”陈主任问。
“他说，江晚宁最后说的话是‘别告诉我妹妹’。他一直记得这句话。他让我转告我姐——他说了。”江晚棠把信封放进旧铁盒里盖上盖子，“陈主任，这封信不能入卷。它不在证据链里。但它是我姐的遗言——迟到了十年的遗言。”
陈主任走后，她在床沿上坐了很久。窗外挖掘机的声音还在响。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刚才签了结案报告，刚才接过了仇人的信，刚才把十年前没接到的那通电话在心里又挂了一遍。她把手机拿出来翻到通话记录，那条未接来电还躺在列表里。来电人：姐。通话时长：未接通。她把手机翻过去放在床头，站起来走到桌前，重新打开那份结案报告，在“调查补充说明”栏里写了一行字——“被害人在最后时刻嘱托凶手转告亲属：‘别告诉我妹妹。’该信息由犯罪嫌疑人周予在供述中主动提供，经核实与案发现场情况吻合。此嘱托已转达家属。”
她写完之后把笔放下，合上案卷。窗外的海风停了片刻，然后重新吹起来，把院子里那几棵白杨吹得哗哗响。阳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照在对面办公楼的法医科窗户上。那扇窗户里曾经站着一个人，穿着白大褂，每天凌晨都亮着灯。现在灯灭了。新换的百叶窗叶片半开半合，陈主任正在整理器械柜，把那些排列整齐的手术刀一把一把地重新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