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里的日光灯管闪了一下，又稳住了。电子钟的红色数字无声地跳动，把墙角那一片灰白色的墙面映得忽明忽暗。顾世平坐在铁桌那头，双手平放在桌面上，十指自然交叠。他的姿态和周予在隔壁审讯室里坐了九个小时的姿态一模一样——脊背挺直，肩线平而宽，没有任何多余的晃动。但他说的话比周予更冷。
“零号计划最初的设计目标不是培养犯罪者与侦查者对抗。那是对外的说法——对省厅立项审批委员会说的，对唐铭远说的，对老曹说的。真正的目标，我从来没有写在任何一份公开文件里。它比对抗更根本——我想验证一个假设：系统是否可以替代人类的道德判断。”
江晚棠把笔放下，看着他。“请你解释这个假设。”
顾世平把十指从桌面上移开，放在膝盖上。他低下头，像是在整理一段很久没有被人问起过的记忆。过了片刻，他开口了，声音平稳得像在讲一堂已经讲了几十遍的课。
“人类的道德判断有两个不可靠之处。第一，它不稳定——同一个法官在早上和晚上可能对同一个案子做出不同的判决。第二，它不可复制——两个同样正直的法官可能对同一个案子做出相反的判决。法律试图用条文来弥补这种不稳定和不可复制，但条文本身也需要人来解释。只要解释权在人手里，道德判断的终极载体就仍然是人。我在二十年前提出过一个假设：如果用一套绝对理性的系统来替代人类做道德判断——不是替代法律，是替代那些在法律条文无法覆盖的灰色地带做决定的人——会不会得出更公正、更稳定、更可预测的结果？”
“所以你设计了零号计划。”
“对。但需要一个测试场景。道德判断的终极场景是犯罪——在犯罪与惩罚之间，有一条法律条文永远无法完全覆盖的灰色地带。正当防卫的边界在哪里？意外致死的过失如何量化？连环杀手的心理异常是否应该减轻刑责？每一个问题都需要人在法律框架内做出主观判断。如果系统能在这个最极端的场景里替代人的判断，那么在更温和的场景里——行政处罚、民事纠纷、资源分配——它也能替代。所以我设计了两套系统：一套用来犯罪，一套用来侦查。犯罪系统按照预设的道德框架执行任务，侦查系统按照同样的框架追查犯罪。在两者的对抗中，系统会逐渐调整自己的判断模型，直到找到一个最优解——一个既不依赖于个体情绪、也不受制于权力干预的、纯粹理性的道德判断模型。这就是零号计划的核心。”
江晚棠翻过一页笔录纸。“1号到6号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
顾世平沉默了一会儿。他把手从膝盖上抬起来，重新交叠在桌面上。日光灯照在他手指上，那双曾经握过移液器、解剖刀、也签过六份注销档案的手在铁桌上纹丝不动。
“他们是第一批测试者。我最初的设计是让系统执行模拟任务——不是真实的犯罪，是在虚拟环境中的推演。系统会给绑定者下达模拟指令，比如‘在这个场景中，你需要做出一个会导致他人死亡的决定’，然后观察绑定者的反应。但系统很快发现虚拟推演无法获取真实数据——绑定者在知道这只是模拟的情况下做出的道德判断，和他们在真实情境中做出的判断完全不同。于是我调整为实景测试。1号到6号被依次激活，每个人绑定时间不同，但都在执行实景测试任务。然后——”
他停住了。审讯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电子钟跳了好多下。
“然后他们开始崩溃。不是系统让他们崩溃的——是我。他们每个都是高智力、强逻辑、低共情的适配者，系统筛选得非常精准。但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我没有计算到的变量：良心。不是系统定义的‘道德判断’，是人定义的——那种在半夜醒来时让你不能再入睡的东西。1号最先崩溃——他说模拟也是杀人。我告诉他不是，他说是。他把自己绑在床上，绝食。我去看他时他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把我脑子里的东西拿掉。’我把他注销了。2号在前两个月表现完美。然后有一天夜里他忽然问我——系统选我是不是因为我本来就不正常。我说不是。他问——那为什么我能做这些事而别人不能。我说是因为系统帮你屏蔽了不必要的情绪干扰。他又问——那这些情绪干扰是不是就是我作为一个人的那部分。我回答不出来。第二天他执行任务时犹豫了四秒钟，系统判定他‘不稳定’。我把他注销了。”
他一个一个往下说。3号，出租车司机，四十二岁。他没有像前两个人那样崩溃或犹豫——他直接对顾世平说他后悔了，想退出，想回家。他问顾世平能不能把系统从他脑子里拿掉，他保证不跟任何人说。顾世平告诉他不能，解除绑定等于脑死亡。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他还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娘，没人照顾。顾世平建议用系统的深层意识补偿功能为他植入一层新的记忆覆盖，他拒绝了，说他宁可记得自己做了什么，也不愿意变成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五天后他的心理评估曲线跌破了系统预设的稳定阈值。
4号，中学教师，三十五岁。她在执行任务时忽然停手，不是因为犹豫——是因为她在目标身上看到了自己学生的影子。她对顾世平说：我能继续，但继续下去我会恨你一辈子。顾世平问她为什么不恨系统。她说系统没有脸，你有。
5号，待业青年，二十六岁。他没有拒绝执行任务，但他开始偷偷记录系统运行日志，试图从底层代码里找出解除绑定的方法。他几乎成功了——就差最后一步，被系统检测到异常操作。他是唯一一个被系统自动注销的人，没有经过顾世平签字。
“6号是最后一个。”顾世平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极细微的变化——不是情绪波动，是语速慢了半拍，像是在挑选用词，“他和其他人都不一样。他找到了平衡——在系统指令和自己的道德感之间建立了一道隔离墙。他把系统指令当成纯粹的实验数据，不赋予它任何道德含义。他说这不是犯罪，这是为科学献身。他坚持的时间比前五个人加起来都长。然后他来找我，说他想通了一件事——他能坚持下来不是因为他找到了平衡，是因为他在自欺。他说如果有一天实验结束了，他会变回正常人，然后他会用余生来承受这一切。他问我能不能在实验结束之后让他忘记。我说不能，注销是解除绑定的唯一方式。”
“所以他选择了注销。”
“自愿的。他在注销前一天晚上给我留下他的遗书，说‘我没有消失，我只是换了一个地方’。那封信我一直收在笔记本里。他的身体我后来处理了——不是销毁，是保存。十年后，我用它伪造了自己的死亡。”
江晚棠盯着他的眼睛。“你把他们当实验品。你说他们是失败品——失败品的定义是达不到系统预设的稳定阈值。但这个稳定阈值的标准是你自己写的。你自己写的标准，自己执行注销，自己签了六份死亡证明。你没有给他们任何退出的按钮。”
“对。”顾世平的双手平放在桌面上，掌心朝下。他低头看着自己手背上突出的青色静脉，像是在看一份和自己无关的尸检报告，“我把退出按钮藏起来了。不是技术上有难度——是我不敢加。加上退出按钮就等于承认实验可以被受试者终止，就等于承认受试者的意志高于系统的意志。这意味着整个假设——系统可以替代人类的道德判断——从一开始就错了。我花了十多年才认清这件事。代价是六个人。老方死在冷库里之后我在笔记本上写过一段话，后来觉得不合适，用红笔涂掉了。那段话是——‘如果他们有墓碑，应该刻：他在这里。他试过。他不是失败品。’”
他抬起眼睛。那双眼睛在镜片后面平静如水，但眼角有一条极细的纹路在微微颤动。说完之后他没有再开口，只是把十指重新交叠好放在桌面上。江晚棠把笔录本翻过一页，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审讯室外面，宋砚站在单向玻璃后面，一只手插在裤兜里，握着老方那枚纪念章。铜面边缘刻着的“47”硌在他指节上，温热的金属让他想起老方在冷库地板上一笔一划刻下这个数字时大概也是这样一个姿势——孤独，但绝不松手。他把纪念章放回口袋，转身推开了审讯室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