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世平说周予的时候，语气明显不一样了。
前六个绑定者——1号到6号——他一个一个描述他们的崩溃过程时，声音平稳得像在读实验报告。每个名字在他嘴里都带着编号，像一组已经被归档的数据。但说到周予，他停顿了好几次。不是记不清——是记得太清楚。
“周予是7号。第一批正式产品，不是测试版。”顾世平把双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叠，“他在省厅法医特训班接受培训时我就注意到他了。所有学员里最聪明的一个——不是考试分数高，是他对系统规则的理解速度。别人还在学怎么用系统做基础毒理分析，他已经自己摸到了系统底层的道德判断框架。”
江晚棠把笔录本翻过一页。“你什么时候决定把他从培训班学员转为7号绑定者？”
“培训班的第三周。”顾世平说，“那天唐铭远带学员们做笔迹仿写练习，周予问他——‘仿写的最优解是什么？’唐铭远说是在仿写中加入自己的特征，让仿写看起来像真迹。周予说不对——最优解是不仿写。用自己的真笔迹签假报告，才是最完美的犯罪。”他把眼镜摘下来慢慢擦拭，“唐铭远把这段对话记在了培训日志里。我当天晚上就看了那段日志，看完之后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想了很久——这个年轻人不需要系统教他怎么绕过道德判断。他自己已经绕过去了。他缺少的不是逻辑框架，是共情。这种人要么是天生的犯罪者，要么是天生的系统适配者。”
“所以你选了他。”
“对。特训班结束后的第二个月，7号在他身上激活。和周予自己以为的不同——不是我选中他，是系统选中他。”顾世平把眼镜重新戴好，“当然，那也是因为我在系统筛选池里设定好了参数：高智力、强逻辑、低共情，以及一个我无法量化的变量——对规则本身有没有质疑的意愿。前六个绑定者都有这种质疑意愿，他们总是在执行指令的同时追问‘为什么必须是我’‘凭什么系统能定义什么是道德’。周予不一样。周予从来不问。他从一开始就接受了系统给他的全部预设。”
“所以他是第一个成功的实验品。”
“对。他能在完全理解系统规则的前提下完成所有操作，同时保持心理状态稳定。”顾世平说这句话的时候语调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不是骄傲，也不是悔恨，是介于两者之间、更接近于一个实验者看到自己的假设被数据证实时的满足感，但比满足感更沉，“周予的心理评估曲线在九年内几乎是一条直线。从第一次作案到最后一次，曲线波动不超过百分之三。这种稳定性在心理学上是反常识的——即使是职业军人或外科医生，在极端场景下也会有心率变异和压力指数波动。周予没有。他在系统设定的道德判断框架内运行得比机器还精确。”
“因为系统已经替他做了所有道德判断。”江晚棠把笔放下，“他不是稳定——他是被剥夺了不稳定的可能。”
顾世平沉默了很长时间。电子钟跳了好几下。空调出风口的送风声停了又起。
“你可以这么说。”他终于开口，“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周予的稳定不是系统造成的——是他自己选的。他从一开始就不需要系统替他屏蔽共情。他的共情能力在绑定之前就已经降到了系统定义的阈值以下。不是没有——是没有触发机制。他在特训班期间曾经在解剖一只实验动物时忽然停手，看了那只动物的眼睛很长时间，然后放下解剖刀走出去。唐铭远追出去问他怎么了，他说——‘它眼睛里有一根断掉的血管。我没法在血管断裂的时候继续切。’这就是周予——他可以在杀人时不触发任何情绪波动，但会在切开动物时因为一根血管停下来。他的共情是选择性的。他选择对受害者的脸不共情，选择对物证上的细节共情。”
“所以他是零号计划追求的理想状态——一个能在执行最极端任务时保持绝对理性的人。”
“对。但不是我的理想状态。是系统的。”顾世平把双手从桌面上移开放在膝盖上，头微微低下来，像是在对着铁桌桌面说话，“我和系统的分歧就在这一点上。系统要的是绝对理性——一个人被剥夺所有道德感之后剩下的纯粹决策能力。但我要的是一个能在系统和他自己的道德感之间找到平衡的人。”
江晚棠把顾世平的笔记本从证物袋里抽出来翻开，将6号那封遗书放在桌上。“6号是唯一一个找到平衡的人。他自己建了一道隔离墙，把系统指令和自身意识隔开。你说他坚持的时间比前五个人加起来都长，但他还是选择了注销。为什么？”
顾世平看着那封遗书。泛黄的纸面上，6号的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个字都写得很认真。他看了很长时间，久到审讯室里只剩下电子钟的嘀嗒声。
“因为他的平衡是假的。隔离墙能挡住系统指令对他的道德感的侵蚀，但挡不住他对自己的追问。他每天执行完任务回到宿舍，都会问自己：我今天做的事，到底是系统让我做的，还是我自己想做的。他找不到答案。这种不确定比系统的指令更折磨他。他来见我的时候说了一句话：顾老师，我分不清了。我不知道是我在控制系统，还是系统在控制我。如果有一天我完全分不清了，我就输了。”
“所以他要抢在自己输掉之前注销。”
“对。他说他不是为科学献身——是为自己的名字献身。他想在注销档案上留一个名字，不是编号。”顾世平抬起眼睛，目光越过江晚棠落在她身后那面墙上，墙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隔音棉的灰色绒面，“周予也问过自己同一个问题。但他比6号更复杂——他从一开始就接受了系统，但他把十七张照片锁在抽屉里。不是系统让他留的——是他自己留的。他把那些照片存了九年，等到13号出现，亲手交出去。他不是在替系统记录数据——他是在替自己留证。他心理评估曲线上的那条直线在最后几个月里开始波动，不是因为系统出错了——是因为他用了九年时间才让自己分清楚，哪一部分任务是他自己选的，哪一部分是系统替他选的。”
江晚棠放下笔。审讯室外面的走廊里有人在走动，脚步声被隔音棉吞得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她低头看着面前摊开的笔记本——从1号到6号那一页页潦草颤抖的记录，到7号档案末尾那份冰冷平直的心理评估曲线，到顾世平在最后一页用红笔反复涂改又重写的名字。整本笔记从头翻到尾，一个又一个编号，一个又一个被注销的绑定者，一直到周予——那个从来不问“为什么是我”的年轻人。他在法医科的解剖台前把自己的罪证一张张留进抽屉，把十七张照片锁到七年后的阳光底下，然后坐在审讯室铁桌那头把九年来系统替他做的判断一条条撤回。他把系统的赢面全部拱手让给了规则里本来不该赢的那个人。
“你之前说周予在最后阶段出现了偏移。”江晚棠把笔记本合上，抬起眼睛，“他本应永远完美地继续下去——你原话是这么说的。他为什么偏了？是系统出了问题，还是他出了问题？”
“都不是。”顾世平把十指重新交叠在桌面上，那双枯瘦的手在日光灯下白得发青，“周予从一开始就有两个选择——他可以永远完美地继续下去，直到实验在某个时间点被外力终止；他也可以自己选一个时间点，亲手把完美打破。他选了后者。不是因为他累了——他亲口对你说过，他说他有点累，那是骗你的。他不是累——他是找到了比完美更有价值的东西。”
他看着江晚棠的眼睛，声音平稳得像一句被埋在土里很久、终于被挖出来的考古结论。
“他在等我这样的人——设计他的人、把他当实验品的人——亲口承认他没有输给系统。然后亲手把退出按钮交给后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