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要求见宋砚，是在庭审前一周。
消息是看守所管教民警老刘通过内线电话打到宋砚办公室的。老刘说周予今天早上吃完早饭忽然提出申请，按规定在押被告人庭审前可以会见办案民警，但要律师在场。周予说不用律师，不是谈案子——是私事。老刘问什么私事，周予想了想，说跟系统有关。宋砚听着他在电话那头斟酌措辞，像极了周予在审讯室里每次开口前掂量每个字分量的样子。
下午三点，宋砚独自一人开车到了看守所。宁港市看守所在老城区最东边，紧挨着海边断崖，围墙很高，墙头上拉着生了锈的铁丝网。海风比市区更大，咸腥味从崖壁下面翻上来，把院子里那几棵矮松吹得东倒西歪。他在门口登记了证件，老刘领着他穿过两道铁门和一条窄长的走廊。
会见室不大，被一道厚厚的玻璃墙隔成两半。玻璃上有几道被手指反复按过的油渍，擦不掉，在日光灯下泛着模糊的光斑。两边各有一把铁椅，焊死在地上。墙上的通话器是老式的那种——黄色塑料外壳，听筒线卷曲着，贴着“通话限时二十分钟”的标签。宋砚在玻璃这边坐下，把听筒拿起来贴在耳朵上。听筒里传来电流的嗡鸣声，很轻，像是有人在很远处用吸尘器。
对面铁门开了。
周予走进来时穿着看守所的橙色背心，外面套了一件洗得发灰的旧棉服。他瘦了一些，颧骨比三个月前更突出，但那双深棕色的眼睛没有变——平静、从容，眼角那两条极细的纹路在日光灯下若隐若现。他的坐姿和宋砚在法医科、解剖室、审讯室、他家的布艺沙发上见过的无数次一模一样——脊背挺直，肩线平而宽，双手交叠放在台面上。只是手腕上那道旧伤疤被手铐磨出了一圈新的红痕。
他在铁椅上坐下，拿起听筒贴在耳朵上。两个人隔着玻璃看着对方。周予先开口了，声音透过电话线传过来有些失真，但还是那种不紧不慢的调子。
“宋队。你的系统合并程序走完了吗？”
“走完了。你自首的时候自动触发。”
“我知道。”周予把听筒换到另一边耳朵，腾出右手放在玻璃上，指尖点着那层模糊的油渍，像是在比划什么，“系统合并的时候，13号会接收到7号的全部数据。包括十七起案件的完整记录、九年的心理状态评估曲线、以及与系统的每一次对话日志。那些数据太多了——我用了九年攒下来的数据量，比前六个绑定者加起来都多。”
“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不是。”周予的手指在玻璃上停住了，“我在自首之前清理过系统日志。把里面的一部分内容提前删掉了——不是案件数据，不是心理评估曲线，也不是犯罪手法记录。那些东西你都需要。我只删了一样东西。”
宋砚握着听筒的手微微收紧。“你删了什么？”
周予没有回答。他把手从玻璃上收回去重新放在膝盖上，低头看着自己那双曾经握过解剖刀也握过凶器的手。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开口，声音很轻，轻到通话器的杂音几乎把他后半句话吞掉了。“我把每次作案前后几个小时的心理日志删了。不是评估曲线——是日志。系统会自动记录绑定者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全部心理活动，以第一人称叙事形式存储。我在每一起案件之后都会写一段类似内心独白的东西，系统把它们都存档了。那些独白不是给你看的。它们不是实验数据，是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的东西。”
宋砚看着玻璃那边的人。周予在铁椅上坐得笔直，但眼神和审讯时不一样了——不再隔着铁桌看他，不再带着那种“你是唯一一个值得我认真对待的对手”的冷静审视。此刻周予的表情更像他在自己家书房里承认江晚宁案时的样子——那堵墙终于有了一条裂缝，但他还在用后背顶着它。
“你在里面写了什么？”
周予抬起头。他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比笑更轻的东西，像是在斟酌措辞。他把听筒从左边换到右边，又换回左边。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比之前更轻，轻到宋砚得把听筒紧压在耳朵上才听得清。
“第一次作案之后，系统在日志里写了一段话。它说我执行任务时心率平稳、呼吸稳定、没有任何可检测到的情绪波动。然后它给我留了一个空白栏，让我自己填写主观感受。我在那个空白栏里写了一句话——‘她的眼睛是睁着的。’系统回复说，知道了，已记录。然后再也没有问过我任何关于眼睛的问题。它不在乎眼睛。它在乎的是客观数据。我没有地方放那行字，就在每一次系统提示之后悄悄写几句——把她们的名字、脸上的表情、手摆放的姿势记在日志的最底层，藏在系统自己从来不翻的角落里。系统不知道。”
他说到这里时把手从膝盖上抬起来重新放在台面上，十指交叠。日光灯照在他手指上，指甲修剪得很短，指节分明，和他第一次在法医科门口伸手说“我叫周予，法医”时一模一样。
“我删掉的就是这些。不是怕你看到——是怕系统拿走。顾世平在系统合并协议里写得很清楚，胜者获得败者全部数据。我不想让那些东西变成13号数据库里的一个条目。她们不是条目。虽然我杀了她们，但我欠她们一个不被系统归档的理由。她们已经在我的系统日志里躺了很多年，每天反复滚动，比我记得更清楚。系统把它当实验数据来读。我给不了她们别的——她们的名字你都知道，照片你拿了。但她们死之前最后一眼看到的人是我。那些年我就是她们的档案柜。”
他把听筒从耳朵上移开，挂回墙上的挂扣。金属磕在塑料壳上发出一声轻响。然后他站起来，隔着玻璃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和第一天在法医科门口时一模一样——嘴角弧度刚好，眼睛微微眯起，透出一种恰到好处的友善。只是这次没有白大褂，没有咖啡杯，没有身后那排擦得锃亮的不锈钢解剖台。只有橙色背心、手铐磨出的红痕和玻璃上模糊的油渍。
他转过身往铁门走去。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侧过头，没有拿起听筒，只是隔着玻璃对宋砚说了一句什么。玻璃太厚，听不见声音。但宋砚从他嘴唇的动作认出了那四个字——“别学我。”然后他消失在铁门后面，管教民警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会见室又安静下来，只剩下通话器里微弱的电流嗡鸣声和窗外海风吹过铁丝网时发出的细啸。宋砚把听筒挂回墙上，在椅子上多坐了片刻。他想起系统合并时在他眼前展开的那行蓝色字迹——“13号。别学我。”当时他以为那是周予对整个实验的总结，是败者对胜者的临别赠言。现在他明白那不是赠言——那是周予留给那些死者的最后一块墓碑。他把他想留下的部分从系统里全部删除，只把那行字留在合并日志里。那些眼睛、那些名字、那些被他亲手扼死后又用解剖刀切开的无辜的人，他曾经用自己的方式保存过。现在他把她们交出去，不留任何副本。
宋砚站起来。铁椅的椅腿在水泥地面上刮出一声短促的摩擦声。他推开会见室的门，走廊里老刘正靠着墙打盹，听见门响睁开眼睛。他把宋砚送到看守所门口，问他还需要什么。宋砚说不用了，顿了顿又问老刘，周予在这里每天做什么。老刘想了想说看书，看法律书，写笔记，从不和人吵架，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叠被子，叠得四四方方，棱角分明。
宋砚走出看守所大门。海风从断崖下面翻上来，灌进领口里凉得刺骨。他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没有立刻发动引擎。他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系统界面在黑暗中亮起来。他顺着那条蓝色的数据流往下沉，沉到7号日志归档的最底层，在扇区缝隙里一片一片地找。系统提示这些区域已被用户手动清理，不可恢复，但他还是在边缘残留的字节里找到了几段碎片——很短，几行字，散落在扇区边界，像撕碎后没有扫干净的纸屑。有些是名字，有些是日期，有些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描述：“潮水涨到防波堤第三级台阶的时候退下去了”、“头发浮在水面上，散得很开，像海藻”、“嘴唇是紫的”、“指甲缝里有沙”。这些碎片在系统里没有归属类别——不是案件记录，不是心理评估，不是任何能被实验报告引用的标准数据。它们只是躺在扇区最深处，和周予写下它们时一样沉默。他在系统边缘的角落里还找到了一段完整的日志记录——不是那些被删掉的主观感受，是一段系统自动记录的对话。时间戳是他去周予家赴宴那天晚上，在他走后。系统问：你为什么不告诉他真相？周予答：什么真相？系统说：你杀的第一个人，是1号绑定的对象。他杀了目标之后，系统告诉他要“清除目击者”，他问系统什么是“清除”。系统说你知道。然后他就做了。那是系统真正算出来的第一个自主行动——他没有犹豫。周予说那不能证明什么。系统说能，那证明了你是最完美的适配者。周予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答：我不想在他面前完美。
屏幕上最后一个字节的绿光渐渐暗下去。他把这最后一段日志归档到系统底层加密分区，密码用的是老方刻在纪念章背面那个数字。然后他发动了车。引擎的嗡鸣声在安静的驾驶座里低低地响着，他往宁港市公安局的方向驶去，后视镜里看守所的铁门越变越小，最后融进灰蒙蒙的海雾里。